王健林在这个演讲中讲到了万达创业初年的三个故事。他最后说，如果想成功，就应该去创业，应该勇敢跨出这一步，勇敢面对人生。为何辞官下海？我在经商前，15岁就当兵了，从军17年，做到团职干部，遇上中国百万大裁军，就转业到地方政府，当了两年办公室主任。这两段人生都还算成功：我做到团级职务时，不到30岁，很年轻，几十万部队当中最年轻的干部之一；到地方做官员，职务进步很快，很快做到办公室主任，但我在1988年断然辞官经商。具体两个原因：一是赶上经商热。1988年到1995年，很多人辞去原有职务“下海”了。如果没有当时的经商热潮，中国今天不会有这么一批优秀的企业家。亿卓智库二是想改善个人的生活。我就觉得，别人能当万元户，我凭能力应该不止万元户。第一个故事：第一桶金是这么来的当时遇到的第一个创业难关，就是借钱。第二个难关是拿不到项目。那时大陆还是“计划经济”，比较落后，拿项目也不仅要有钱，还得有“计划指标”，得出现在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指标名单上才行。我只好找到大连一个老战友“借”一点指标，同时付出一点费用。他同意给我几万平米指标。但是拿了指标，还得去找当时的市领导批地。跑了左一遍，右一遍，没人理。市领导被我找烦了，出了一个题目：“你不是想开发吗？把市政府的北侧那块地给你”。市政府是一个老建筑，很气派。但它的北侧居住区，房子差，设施差，一百多户人共用一个水龙头，一个厕所，被认为“有碍观瞻”，所以把这片地给我去干。可这个项目改造完，要1200块钱一平米的成本，我前面有三家国有公司都不肯干。因为大连市当时最好的房子只能卖到一千零几十块。我坚持要干这个项目，公司里的很多同志反对。当时我们公司叫“西岗开发公司”，我就说：“开发公司，只有开才能发，你都不敢开怎么能发呢？”为了赚钱，得把这个房子卖到1500元一平米，后来我们动脑筋，推出来几条创新：第一，当时大陆的房子没有明厅，一个小过道进去直接就是几间房。那好，我们做一个明厅；第二，当时房子没卫生间，县处级以上干部才允许配一间卫生间。我们没管那一套，每户都配了卫生间，还把木头窗换成了铝合金窗，再加一扇防盗门。亿卓房子推出来均价1580元每平米。1000多套房子一个月一扫光。就这样，万达就成为了大陆地区第一个闯入了“旧城改造”这一行业的公司。这一单使我们赚到了接近1000万元。就这样，我掘到第一桶金，找到了一个盈利的模式——旧城改造很有钱赚，别人不敢干，我敢，于是在大连就搞开了。第二个故事：9天9夜没睡觉再给大家讲一个贷款的小故事。初期创业，我接下了一个项目，这个工程当时政府干了一半，觉得费劲不愿意干了，转给我的。签完以后突然遇到全国“治理整顿”，贷款就更困难了。为了启动这个项目，我就要去找贷款，需要一笔2000万元的贷款，有土地做抵押，所有的手续都健全，但找了几十家银行，没有一家愿意贷给我。因为这个项目是政府转给我的，他们觉得对不起我！所以政府开了一个会议，就指定当时某一家国有银行贷2000万给我做启动资金。这家银行答应了说“可以”，哎，我一听好事，那我就去找银行行长吧。前前后后找了50多次，每次都给我躲猫猫。我有时候一见到他了吧，他从后门就走了，我在走廊白站；有的时候在走廊里堵着他，他说“好好你这样，你下周二来吧、下周二来吧”；等我下周二去，他出差去了！等等。当时就为了拿到这笔贷款，有的时候一去在那个走廊上(因为进不去办公室)一站就是一整天。我想银行八点半上班，我就八点去吧，站着。甚至站到下班六点也不出来。究竟行长是来了没来？还是不在？我也不知道，也没人愿意告诉我这个信息。当时站在走廊里面这种感觉，这种耻辱，我觉得太卑贱了嘛。除了这家银行，我又去找了另外一家银行，贷款的时候这个人态度倒是不错，但也是不给我贷款。我为了堵到他，曾经跟一个哥们两个人就开车到他家楼下。我想，你总得回家吧？那我就在你门口候着；你早上总得要出门去上班，总是能碰到你吧？我俩就去在那儿蹲了一个晚上，在车里候着。反正深秋不是太冷，稍微冷了就开动发动机暖和一会儿，为了省点油过会儿再把它关掉。一直等到早上七八点也没见到人进去，也没见着人出来。第二天晚上我说再去堵吧，我这个哥们觉得忍受不了，他说太丢脸！无论如何也不能去了。我自己又去待了一个晚上。就是候不着，找不着这个人。其实不是找不着，是他不愿意见你，因为你是民营企业，那个时候民营企业不像今天这个地位。第二觉得你风险大，他不敢放贷给你。放给国有企业亏损了没了，他不承担什么责任：如果放给民营企业可能就要承担责任，我也理解他们。在这种无论跑了多少趟都找不到办法的情况下，就有人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干脆你就发一个债券”，但是你这得承诺回报，比如两年按照1.4倍，每年20%，1.4倍收回。没想到，推出来以后一抢而光，毕竟20%年回报还是很好的。这个方法真正解决了这个项目的难题，才把我们从濒临破产的边缘给拯救回来。这中间其实还有个小的故事。我接的这个项目，可以说追悔莫及。当然后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把剩下的老百姓搬走了。但当时真是把我憋的够呛！在1993年初的一段时间，我九天九夜都没有睡着觉，什么安眠药，什么打针就是睡不着觉。到后期整个人都有点精神恍惚，失常了。第十天早上正开着会，“咣当”一头就昏迷在地了。我被紧急送到北京，还找了比较好的一个医院去治疗。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神经内科的主任姓李的女士，一见我面：“没事，小伙子今晚就让你睡着”。我说你这么大本事？“你放心吧，我们高得很”。其实还是给我吃那些药，可能心理作用，也可能进到医院里了，安静了，我当天就睡着觉了。智库第三个故事：3年打了222场官司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住宅房地产做得还是不错了，但是有个问题刺激了我：我们公司有两个员工得了重病，一个得了癌症，一个得了肝病，每个员工花了一百多万治疗费。当时民营企业是不可以报销医药费的，你自己有钱你给他报销，没有钱你的员工可能就等死。那我们是花钱给他治疗了，但是也给我一个提醒：如果大量的员工都有了病，再往后发展一二十年大家岁数大了，这公司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有长期现金流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2000年决定转行去做商业地产，做不动产，做持有物业，不再搞单纯的住宅开发了。做商业地产的时候，最早因为不懂，造一座楼，把底层商铺全部卖掉。在初期的三年当中，买了商铺的人经营不好，就来告我们，我前三年当了222回被告，虽然只输了两场官司，还是让整个公司疲于应付。成天在打官司，哪还有精力经营？客户就是这样，他的出租回报率没拿到理想中的10%、20%就来告我。如果输了，可能很多人就扯着横幅上街上去闹事。所以我觉得这样不行，得研究新模式。怎么办？在创新中研究了一个办法：提出一个模式叫城市综合体。即做一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旁边可能做写字楼，再做城市的商业街，再做一些公寓。把这些公寓、写字楼卖掉，现金流就有了。这样，就不用卖大楼里的商业铺位了，自己来经营，一下子生意就找到模式了。商业经营旺了，旁边的楼也升值了，现金流问题也解决了，万达从此走向了一条康庄大道。我自己创业初期的三点体会第一点叫“敢闯敢试”。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一定要有梦想，有目标，敢去做。你去做起码有一半的机会，你不去做机会是零，所以我最近这些年在各地演讲，经常讲一句话：“什么清华大，北大，不如胆子大”。这个胆子大不是说让你乱干，但是得有勇气去闯，去试验！第二是创新求变。你要成功，要想不断成功，或者还想获得更大的成功，就一定要能够求变、求新，不能走别人走过的路，不能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情。凡是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获得的肯定是平均利润率；只有做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事，才获得超额利润。2006年，万达刚进入中国电影产业。那个时候，大陆地区的所有票房加起来不到10亿人民币，公司同事们全部反对我，说10亿就算20%的利润，也才2亿的利润。每年要投3亿、4亿去做，怎么可能收得回来呢？全中国的利润都归你吗？我说电影院对商业中心来说是不是必须需要？大家认为必须需要。现在又没有人愿意来做。做了挣不到钱，那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讲现在只是8亿、10亿的市场，但如果我们带头来做，加一点促销，让那个行业有钱赚，可能会激励更多人来做，这个行业可能就做到80亿、800亿，就可能赚钱了。所以我们就带头进入这个行业了，万达院线总共投了6亿人民币。因为后期，有20个、30个影城以后，院线自己有现金流了，自己每年利润就可以支撑自己发展，不需要我再投资了。这个公司1月份上市，现在市值800多亿人民币。万达还有很多创新的东西，等着资本市场来检验。创业在线第三是坚持到底。创业一开始可能新点子会比较多，但是这点子一开始可能不成熟。新的模式可能在试行当中会遇到困难，也可能会遇到挫折，没有实现你的预期目标。这时候怎么办呢？如果你经过分析认为自己路子是对的，就需要坚持。我经常讲一句话：过去讲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不一样，我到了黄河心也不死，我可能搭一个桥我就过去了；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我找个梯子我就爬过去了。所有的创业，所有的科研，所有的运动，基本上都是二八定律，成功永远是20%以内，失败肯定是大多数。但是正因为有了10%、20%的成功，激励我们这些人希望成为那一个部分。先行者绝大部分会成为先烈，少部分才会成为先进，但是因为有成为先进的可能，所以就去奋斗！如果你有梦想，你就应该去努力，有目标就应该去奋斗，人生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远大的目标。大陆有句广告词：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还有一句话：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如果你们想成功，就应该去创业。当然朝九晚五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也是可以的，但那种人生不精彩。应该勇敢跨出这一步，勇敢地去创业，勇敢面对人生。不管是经商，不管做科研，绘画，总要给自己一个比较远大目标为之去奋斗。奋斗过了，达到了，那你就无悔这个人生。你奋斗过了没有达到，你的人生也不后悔!如果什么都没奋斗，什么理想都没有，平平淡淡过一生，这个人生对你来讲实在没有意义了。

从都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回归”农民身份，也许对很多人来说需要足够的勇气，但汶川漩口镇核桃坪村的女青年周娟就完成了这样的“转身”。2008年汶川地震后，周娟从成都的社区工作岗位上辞职，回到核桃坪村创业开设农家乐，从最初的年亏几万元逐渐成为年入40余万的致富带头人。亿卓智库周娟如今已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致富带头人。女青年辞职回乡带头创业 农家乐年纯收超30万元周娟今年33岁，家在赵公山下的漩口镇核桃坪村，2008年汶川地震前，周娟和爱人在成都锦江区的一个社区工作，生活虽平淡，但也算走出了山门。然而，地震的发生让她彻底改变了想法。地震后，周娟从成都辞掉工作回到核桃坪赵公福地，参与重建家园。2008年8月，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周娟开始贷款修建村里的第一家农家乐，腾出12个房间搞旅游接待。但生意出乎周娟意料，“刚刚发生地震，加上又是重灾区，很多游客都不敢来，生意差得很。”周娟说，由于刚发生地震，加上村里的路又窄又烂，游客非常少。亿卓为了提高农家乐的影响力，周娟开车到成都揽客，让游客来免费体验吃住，“一年要亏上四五万元，差点就放弃了。”周娟说，坚持到了2011年，农家乐的生意开始有了起色，游客量增加，自己也逐渐盈利。旅游接待的大转机是在2014年，周娟透露，那时政府投入大量财力物力集中打造赵公福地景区，核桃坪村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起来，道路、水电管网、景区设施等逐步完善，游客大量涌来。周娟说，尤其是到6月至10月，赵公山迎来避暑度假的旺季，上山的客人接踵而至，核桃坪迎来旅游接待的“春天”。游客不断增加，原有的接待能力已明显满足不了市场需求，周娟又贷款扩大了农家乐规模，床位增加到100多个，最多时一天要接待300多人吃住。如今，周娟的农家乐一年纯收入超过30万元，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周娟走在村里的景观台边，远处是皑皑雪山。智库种药材年入10余万 不忘感恩带乡邻创业壮大“庄园经济”自己致富了，不能忘了乡亲们。“地震时，我的亲人被乡亲们从废墟中救出来，这个人情不能忘。”为此，在周娟的影响和建议下，核桃坪村的农家乐开始多起来，很多人前来“取经”后，周娟还亲自前去指导乡邻建造农家乐。如今，核桃坪村的农家乐达14家，规模空前。大家还成立农家乐协会，为了感恩社会，所有农家乐严格约定旺季不涨价，吃的全用村里的原生态食材。除此之外，周娟还聘请村里的精准扶贫户和身体残疾者到自己的农家乐来当服务员，现在员工达到10多个，村民们不用再外出务工，还能安心养家。创业在线农家乐不仅仅是唯一的发展方式，年轻的周娟还带动村里搞养殖种植业，跑山鸡、生态猪、绿色蔬菜、药材等都形成规模化，周娟说，自己家种植的药材一年就可以收入10余万元。食材大部分在村里内销，农家乐集中收购，部分通过游客自购的形式卖出，“以前卖一棵白菜都要背下山，现在不出门都卖得完。”眼看农家接待生意火起来了，周娟还打算继续投入资金，升级打造自己的农家乐，依托赵公福地的名气让村里的“庄园经济”越做越大。周娟计划，再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将贷款偿还完毕，继续带着乡亲们致富。

不想当总裁的财经女记者不是好创业者。从正式推出共享单车到如今的近一年间，摩拜单车和它的创始人胡玮炜，在风口浪尖上完成了一个创富的神话。摩拜的成功被赞扬，它的任何瑕疵也被置于高倍显微镜下。不管面对褒扬还是质疑，胡玮炜说，我们是创造规则的人。亿卓智库“很多写我的文章，根本没有采访过我”摩拜单车最初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海淀区的768文创园，不久前搬到了朝阳区麦子店街的一处写字楼。胡玮炜的办公室位于三层，从窗户往外看去，视线与亮马河平行。胡玮炜似乎对新的办公地点很满意，她说，这一带特别适合骑单车，这样的小路，如果不骑单车的话，根本就看不到。她说的小路，是指亮马河的滨河路。自从去年4月在上海正式推出智能共享单车，胡玮炜和摩拜单车一下子火了。不管是否接受，“摩拜教主”、“创业女神”、“女文青”等各种标签，都被贴到了她的身上。在关于胡玮炜的各种报道中，“摩拜单车失败了就当是公益”，是最流行的一句话。不过，胡玮炜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表示，这句话需要澄清。胡玮炜解释，她曾经跟摩拜的天使投资人说，如果失败了，那些自行车都还在路上，就像公益一样。她特别强调，是获得天使轮投资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我觉得只有成功，才是真正的公益吧，我们持续地把这件事情做好，才是更好的公益啊。”胡玮炜说。亿卓作为前财经女记者，胡玮炜有些不理解，为什么那些媒体根本没采访过自己，却要写出这样的文章？不过，或许是“被上头条”的次数太多，胡玮炜早已见怪不怪，“每天在做一件创造性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　“押金秒退到账户，我们怎么可能去用押金？”如果说，各种未经核实的“胡玮炜曾说”只是创业中的花边新闻，无伤大雅，那对于摩拜运营模式的猜测和质疑，就不得不重视了。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摩拜单车对巨额押金的管理。“你以为共享单车是租赁行业？其实人家是做金融的”，“数亿元的共享单车押金去哪了？背后的水好深”。新华社在一篇报道中曾提及，摩拜的押金存量可能已达近30亿元。摩拜在官方回应中称，公司跟招商银行合作，建立了专门监管押金的账户，这个账户独立且被监管。然而，这似乎并不足以消除所有的疑问，关于押金的质疑，依然在持续发酵。在接受专访时，胡玮炜提起押金问题，显得有些严肃：“押金一直就在那个账户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现在押金是秒退到账户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能去用押金？”同时，胡玮炜也解释了此前押金“充易退难”的原因。她介绍，去年9月之前注册的那批用户，由于支付平台的技术原因，退押金时需要手工操作才能到账，所以有2到7天的延迟。而随着技术的改进，此后注册的用户，押金都能实现秒退。　“谁的用户体验好，谁就能胜出”3月以来，摩拜的用户惊喜地发现，骑行优惠一下子多了。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免费骑行一周，随后是“充100得210”的充值赠送活动，几天之后的植树节，摩拜则推出全国免费骑行。摩拜的对手们也没闲着，ofo等相继推出免费骑行活动，战火甚至烧到新加坡等海外市场。北京晨报援引一份报告称，以活跃用户量统计，摩拜单车的市场份额约为70%；但第三方研究机构报告显示，ofo共享单车市场占有率已超51.2%，位居市场第一。如此胶着的战局，不免让人想起当初的网约车“烧钱”大战。“烧钱”无可厚非，没有商业模式的大肆烧钱才遭诟病。“激烈竞争之下，共享单车已经从付费往免费方向走了，后续会不会倒贴钱让用户去骑单车？”全国“两会”期间，互联网大佬马化腾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3月23日，摩拜宣布推出红包单车，一度被解读为花钱请用户骑车，小马哥的担忧似乎成了现实。升级版的“烧钱”来了？对此，胡玮炜表示，竞争很正常，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烧钱”，也可以理解为培养用户的习惯。智库“比如免费的时候，会有更多人骑自行车出行，更多的人下载APP，以前不用现在变成用。”胡玮炜认为，这只是正常的促销行为。“回到商业的本质，谁的产品好，用户就用谁的。谁的用户体验好，谁就能胜出。”胡玮炜说。　“要去学习和认知政府的诉求是什么”3月份，摩拜的两大阵地上海、北京，相继在共享单车的监管上迈出重要一步。23日，上海发布共享单车征求意见稿，提出了须加装GPS定位系统、年满12岁才可使用、三年报废等监管意见。随后，北京也传出将出台共享单车指导意见的消息。在更早的时候，深圳、成都、厦门等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措施，对共享单车企业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据悉，摩拜目前已先后进入30多个国内城市以及海外的新加坡。在不久的将来，各地监管制度陆续出台，摩拜如何应付不同的监管要求？创业在线胡玮炜认为，共享单车还是新生事物，希望能用相对创新的方法，去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就监管而言，她认为这是一个企业和监管部门之间相互学习、相互认知的过程。“我们要去学习和认知政府的诉求是什么，城市管理者想要怎样更好地管理城市，他们也会了解我们的产品是怎样的。”

在商海打拼10年攒下300万元资产，武汉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生汪旭本来可以成为受人尊敬的创业明星，可他却将300万元全部投入返乡养猪，这让他再次成为老家麻城市一个众人瞩目的名人。11月28日，记者跟随汪旭了解到他的工作状态。清晨起来巡视猪圈、查看猪粮存量、喂粮、记录每头猪的状态，次日凌晨将屠宰分割好的猪肉运回武汉……1000多个日夜，这样的工作流程几乎已经成了汪旭的常态。眼看到年底将要进入腌制腊肉旺季，他又开始忙碌起会员到基地宰年猪的事儿来。亿卓智库汪旭是湖北麻城阎家河镇人，武汉大学2002届历史系毕业生。他两度跨界创业，先是通过10年的电气行业打拼，自己创业攒下300余万元资产。2013年，他毅然放下在城市已经成熟的业务，返回老家养猪。如今3年过去了，200多亩地的基建工作已经完成了60%以上，现年存栏量在1500头左右。为了消化猪粪，他还建起了小水库养鱼，开垦了20亩地种蔬菜，散养了40多只羊和100多只土鸡。未来他将全力打造属于自己的生态猪肉品牌“小时候”。“像汪旭这样返乡创业的青年越来越多，成为一种新现象。湖北地市或县级城市返乡创业的青年中，基本上都是有文化、有资金、有想法的青年群体。”共青团湖北省委农村青年工作部相关人员介绍，高知高资高能的青年正逐步回流，湖北县一级返乡创业者当中，“三高”群体占九成以上。创业打拼 文科生跨界创业　10年攒下300万元一米六几的个头，直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精致的细黑边眼镜，修身西服里白色衬衣袖口下露出骨节分明的一双手。很难想象，这个看起来清秀的男人，内心却潜藏着一股常人所不及的韧劲。汪旭是湖北麻城阎家河镇人，这里地处大别山余脉山区，生活条件艰苦。父母对他和妹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和妹妹读大学时，村里人都盖起了楼房，唯独我家还是平房。”上高中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每月200元的生活费根本就吃不饱。可能我的个子不高，与那时候营养不良有关吧。”他开玩笑地说道。1998年，汪旭在经历了每晚不学到11点不睡觉的苦读后，不负众望考上武汉大学。志愿填报法律系的他，被调剂到历史专业。“历史学得越多，发现本应客观的历史竟然被世俗化。比如说一些旅游景点，为了现实经济效益，愣要牵扯甚至改变历史事实。”因此，他对探究社会本质的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里旁听的哲学课比上历史课还多”。“学过历史、研究过哲学后，对批判现实融入思考的摇滚、重金属音乐疯狂着迷。”出生于1979年的他，在老同学们眼里显得特别有个性。这种个性也延续到他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亿卓2002年毕业时，他与一个做机械工程的师兄来往密切，开始对机械自动化产生了兴趣，好学的他愣是自学了相关知识，随后进入了这一行，干起了电气自动化销售。文科出身从事自动化行业，知识背景上的跨度是巨大的。然而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略带书生气的性格和销售工作所要求的“八面玲珑”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因为不愿意妥协，太讲原则，丢单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痛苦的自我斗争中，他用了4年时间适应并逐渐积累了一些资源。2006年底，和几个朋友合伙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主要为企业、工厂、科研院所提供自动化控制元件，他是大股东。汪旭坦言自己很幸运，首次创业似乎还算顺利。“竞争肯定是有，但不把销售业务当作最终目的，不会为了业务去迎合一些人做违背原则的事。”他在公司成立之初，对内所有财务公开独立，主动解决员工社保等福利问题，对进公司的哪怕是应届毕业生，都实行股份开放制。“公司就是一个开放平台，大家一起做事才快乐，公司也才能发展顺利。”也正因如此，汪旭的公司从2006年销售额几百万元，到2010年达到2000多万元。2012年，他个人攒下300多万元的身家。返乡逐梦重回大别山　再次跨界土法养猪“销售业务开展的核心是和人的勾兑，需要不停地揣摩各色人等的心思。”汪旭说，在长时间的经营中自己逐渐感到些许厌倦。频繁的应酬、宴请，也会让人慢慢变得浮躁。于是，2012年底，他便开始寻思转行。“不如干些有意义、实实在在的事，投入和收获都是看得见的。”智库他喜欢踢足球，有一次和球友出去玩，大家无意中提起，现在出去玩，即使到农家乐，也不知道吃什么好了，“肉没肉味，菜没菜味”。回忆起小时候眼巴巴盼来的一块猪肉香，汪旭默默地作了个决定——回农村养猪。为此，他还定下了品牌名称——“小时候”。“任性”的他开始了二次跨界。对农村人来说，死一头猪的损失是莫大的灾难。但是，初回老家麻城喂猪的汪旭每年要损失三十几头猪，相当于总出栏量的10%以上，被周围很多养殖户当成了“反面教材”。“一般一头母猪一年下一到两窝猪崽，产下来后40天左右下产床，猪崽大小就有了差异。再喂养一两个月，发现有些猪是怎么喂都不长的，这些掉队的猪仔就要被淘汰掉。这种光吃食不长肉的猪叫僵猪。”汪旭介绍。除了在品种上选择本地黑土猪外，他在喂养方法上也采用小时候农村养年猪的方法：将猪圈建在高山上少受污染，给猪喂米粮、红薯、南瓜和菜叶，猪生病了宁愿看着猪死掉也不愿意打含抗生素的针剂。因此，猪的成长周期相对缓慢，最快的也得11个月才能出栏，“很多人在喜欢我们猪肉香味的同时也会感觉肥肉比较多，也因为不冷冻处理，导致大家在视觉上觉得我们土猪肉的五花肉层次不太分明、不好看。其实从品种开始，你选择了土种，就得接受它长势慢，肥肉多；不喂激素饲料，不仅仅是出栏周期从140天左右变为320天，还面临存活率更低，折损率更高的结果；不打抗生素，有些重病猪就无法彻底根治，只能淘汰。”4年时间里，汪旭修建了猪舍，修通了上山的山路，为了接待武汉过去的朋友，修建了一栋楼房，为了消化猪粪修了小水库养鱼，还种上了蔬菜用于免费赠送给订购猪肉的客户。目前农场采用的是预接单的模式。每周四凌晨屠宰土猪，将分割好的肉送到位于光谷总部国际的“时光漫步”门店，“很多人可能没有体会过凌晨两三点的夜风吹来的感觉，而这是我的常态。”汪旭说。基地存栏1000多头猪，40多只羊和100多只土鸡。这些，就是他花光300万元换回的成果。尽管如此，他仍然“叛逆”。“反对过度包装，不走酒店渠道。”他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维系终端零售客户。他建立了名为“猪猪侠”的微信群，不定期带客户们去麻城基地体验乡村生活，认养自己的菜地，订购猪肉送土法种植的蔬菜、鸡蛋。创业在线和开电气公司一样，目前已完成基地建设的汪旭，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寻找合伙人的重心上来。未来，他计划打造自己的生态猪肉品牌，实现自己回归乡村的梦想。跳出农门再返乡创业更看重追寻什么 汪旭从麻城农村考进武汉大学，毕业后开电气自动化元器件公司，仅用10年就赚到了300万元，可谓挖到了第一桶金。然而，他却在跳出“农门”后又回乡养猪，花光了这笔巨资，这样做究竟值不值？王军，汪旭的武大校友，开有电力设备供应公司。他目睹了汪旭改行养猪这三年。在汪旭资金紧张的时候，他也投了一点钱。他看中的是汪旭的眼光，他认为汪旭有理想，目标清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有点曲折”。王军说，汪旭这三年投入基础建设较大，收益几乎为零，即便目前零星地卖点猪肉，除开费用，只能保本，目的是想朋友圈子试试反应。目前汪旭的微信群迅速增加到200人，大都是这股“猪肉香”引来的，下一步将上市场化的营销手段，同时吸引合伙人和风投加入。彭阳，汪旭的发小，目前在武汉邮科院做基层经理。同样出身麻城农村的他说，他能够接受汪旭返乡养猪这件事。彭阳说，他所从事的通信行业可能比汪旭以前干的电气行业更赚钱，他身边有一些干得很好的同行，有的还是“海龟”，可能比汪旭更有钱，但他们也回农村创业了。他们看中的，其实跟汪旭一样，是生态农业，“这是一种趋势”。彭阳认为，目前农村的种植、养殖基本是同质化的，而汪旭想打造的“小时候”品牌猪肉，将满足人们对猪肉的差异化定制需求。而汪旭回应说，做农业和做销售业务不一样，你多投入一点就会有体现，产值取决于付出。“这三年来，我一点点地看着农场从无到有，从一片荒山到现在初具规模，这种满足感让我觉得很值得。”土法养猪是赚还是亏还是市场说了算 汪旭的努力正在逐渐获得武汉市民的认可。熊翼，是一位37岁的家庭主妇，加入了汪旭的微信群，每个月都要订购几回猪排、猪肝和猪血，每次送货到家都已切好，做菜很方便，家里人也越来越喜欢。而价格，她也能接受，跟超市里卖的中粮、家佳康的猪肉，高不了多少。部分武汉人消费口味的变化，远在麻城的传统养殖户并不清楚。汪旭在麻城注册了两家公司，一家是“麻城市小时候农场专业合作社”，另一家是“湖北宜耕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冲着生态绿色初衷，除了品种上选择黑土猪外，他用米糠、红薯、南瓜等粗粮喂养，猪哪怕是病死也不愿用抗生素。这些举动，在当地追求出栏率、出肉率的普通养殖户眼里，曾被当作笑话传播。三年过去了，这些养殖户对他的态度开始变得复杂。“作为吃肉的消费者，我们完全赞同他的做法。”这些养殖户曾私下里给汪旭算了一笔账：“我们喂两茬猪出栏，他只能喂一茬。一头220斤左右的毛猪，我们卖给贩子的价格9元多一斤，而他能够精细屠宰分割，以一斤二三十元的价格卖到城里，这点让我们很佩服。”一些养殖户表示，“如果真的有市场需求，我们也愿意那样养”。可见，两种养猪方式的冲突，不仅有观念上的碰撞，也是信息掌握不对称的必然结果。